记得高一英语课上，老师和同学闲聊到就业。我提到官媒报道的「大学生送外卖」新闻，尚未说完统计数据，老师脸色骤变，怒斥道：你在我班上发表反动言论，我要告你家长。

当场我没有被吓懵，只觉得她个人视野和接受能力较差，对于寄人篱下的我来说，不算特别新鲜事，也没追究下去。

这会儿想想，一个人对某种叙述的排斥，就是他们理解世界的某种秩序，我一句话打破了他们某种神圣性的幻想。

这种小镇教师的观念与现实的碰撞，第一次具象地烙在我脑海里。她既可能是这套秩序的维护者，也可能是它的受益者，甚至可能是它的受困者。她把自己相信的东西教给学生，未必因为她从未见过别的世界，也可能因为她所处的世界，长期以来确实「奖励」着这种相信。但当现实开始不再兑现承诺时，维系旧秩序的人，往往也最难接受那些率先暴露裂缝的事实。

而事实上，小镇与世界的节奏是脱节的，与「世界」的连接也不过那条通向县城的国道。 国道早已熙熙攘攘，真正滞后的却可能是人们对远方的想象。整套教育和生存观念改革的车票还需要多久？

当一个地方终于意识到，国道的另一端已经不再是它曾经「许诺」的那个世界时，它有没有能力重新绘制地图？而那些最先看见地图已经过时的人，又要在原地等待多久，才能不再被当作是在质疑道路本身？